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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礼:不是在履职就是在去履职的路上

更新时间:2024-10-08 10:00:32

  1956年6月出生,山东即墨人,1976年3月参加工作,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

  马上,围绕金融防控风险的题目,周延礼又要跟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赴外省调研了。他说,今年这样的调研他一共要参加5次,同时还要兼顾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给他留的调研“作业”。当然,这里还不包括周延礼所在的保险领域为他留的各种任务。

  周延礼,1956年生于农业大省山东。早年间受教于家学,英语功底扎实,以至于他后来的工作更多与涉外事务相关。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恰好在看CNN。

  随和,没架子,对金融相关话题思维清晰且颇具创新性,这是大多数采访过周延礼的记者趋同的看法。但坐到了他的“地盘”,记者还是感受到了他的气场,或者说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也可以这样解读你对面这把椅子上坐着的,必须是个能在危难时以市场化手段为保驾护航的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周延礼说他没有自己的故事,只能作为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和关注者,说说保险那点事。而事实证明,他亲历、参与和关注的事,就是保险业在中国一路发展的大事、大势。

  春暖花开,很多人吟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下了江南,而前不久发生在江苏盐城响水的爆炸,却也炸碎了不少游客的出行计划。周延礼一上来就强调,机会难得,我们少谈往事,多谈新闻。

  3月21日,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的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除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生态环境也面临大考。据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工作人员说,此次环境应急处置的重中之重是处理爆炸产生的废水,同时密切监控周边河流、水系,确保未经达标处理的废水不排到外界环境。

  “我非常关心响水爆炸事故,也为此感到很沉重。痛定思痛,如果我们仅仅将其视为一场安全生产事故,这个思路就太简单了,你必须把它视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周延礼说到这儿,记者想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的一份提案就是围绕安全生产方面的保险话题展开的,一个核心要义是地方政府应提高运用防灾减灾工具的能力。

  “很多地方政府希望搞GDP、上税收、拉动就业,这些没有错,但也要理解,习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初衷是什么。”在保险专家周延礼看来,很多问题,你第一眼看只会觉得它是安全生产事故,但再看第二眼,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制约发展的传统要素原先只有三个土地、资本、劳动力。但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新的要素,比如绿水青山、人文宜居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经济?是质量型的经济?还是继续走数量型老路博取GDP?答案显然是前者。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要衡量,未来再去布局一座城市,我们还会不会把化工厂建在水边?如果一座城市无法让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大家就会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存疑。当然,所有的城市布局核心谋求的都是万无一失,而一旦一失,前面的一万可能就都无了。”周延礼这段陈述说得很快,以至于记者无法插嘴。其实我想向他提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城市推进结构转型,关键在哪里?

  “以响水为例。江苏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规模(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江苏省GDP是92595亿元人民币,全国排名第2),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说就侧重于调整产业的结构,使之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爆炸对百姓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类似这种带有化学污染性、安全隐患比较大的产业,应尽早进行结构调整。”周延礼这样建议。

  而一个很实际的话题是,传统产业即便存在风险却仍然在地方上根深蒂固的原因,主要是供应链、服务链同样存在“惯性思维”。采访前,记者在不同场合聆听过周延礼对于供应链金融应对产业发挥引导性作用的观点,这一次,周延礼则更为直接地聚焦金融对产业发展的辅导问题。

  “大项目引进,资本投入大,产值大,为社会创造了就业,但就像我们投资时常说的,高收益,也预示着要承担高风险,要从带血的经历中提高城市治理的矫正能力,有赖于科学的方法。比如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扶持,往往被形象地比喻为活水灌溉,但水的走势往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我常常在想,金融在服务企业时也要有辅导,体现引导性:这种引导不是简单地告诉企业,你需要有什么抵押物,而是告诉企业,你只有符合五大发展理念,银行才会支持你,哪怕企业当前经营困难、暂时有些坏账,我们该支持还是要支持,绝不能抽贷;反之,对另一些高污染领域的企业贷款,好像是收益很高,但这些项目恰恰不是国家政策倡导支持的,比如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化工项目,银行就不能赚不该赚的钱。如果要我说,建议银行1分钱都不要贷给他们。”过去一年,周延礼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很多调研,他的一个观察是很多代表未来的新经济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比如共享经济、新型垃圾分类处理,这些都是对社会有益处但短期内不能为地方政府上GDP、促进税收增长帮上太多忙的,对于这些企业,我认为金融机构应当放眼量风物,不要短视,要扶早、扶小。”周延礼这样表示。

  “发生事故,人去世了,地方政府可能会给每位遇难人士的家属发放几十万元的赔偿款。但我国一些保险公司这几年陆续尝试推出新的保险产品,目的之一就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能够有更大的能力抚慰在安全生产第一线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们。比如我了解到,一些保险公司和煤矿合作,如果发生问题,对每位去世矿工的赔付是以百万计数的,对于在救护伤者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也是保险公司来出。”周延礼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周延礼也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以更高的保险成本,或者说是以市场化的方式促进产业或企业转型发展。“具体做法是促进高危行业投保,加大赔付标准。我们测算过,安全生产领域的事故赔偿,商业保险赔到200万元/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总的说来,到赔偿环节,已经是事后的弥补工作了。”周延礼说,这项工作更需要在事前“开花”。

  “比如企业提出保险申请后,保险公司会组织大量专家进行承保前检验,对风险标的进行检查,这也是事先预防。而从安全生产的角度看,保险公司的检验等于又多了一道风险防控屏障,如果保险公司认为企业这个地方有风险,就会要求你要么进行相应改善,要么提高保费。同时,保险公司也会聘请第三方监理力量,以专业力量帮助企业防灾减灾。承保之后,这种合作和监督也一直持续,保险公司也会定期进行检查。”但种种保障依旧难敌意外。周延礼说,事故一旦真正发生,保险就成为最后一道屏障。“以响水为例,企业一爆炸,什么都没有了,政府赔偿是最低水平,这时候就需要保险发挥市场化赔付的作用。”周延礼打算举点例子,来说明政府与保险机构合作处置社会突发事件的重要性。

  2013年,浙江省遭遇了一场叫“菲特”的台风,虽然事先做了准备,但这场台风对宁波、余姚地区造成的影响依旧较大,余姚整个城市被淹,车辆几乎都在水里泡着,保险行业为这场台风赔了60多亿元。

  “这笔钱如果让政府拿,谈何容易?记得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是李强同志,他亲自指挥救灾。台风过后,我们很多相关保险机构代表坐在一起想解决办法,大家一致认为,保险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站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快速理赔,集中力量,采取“网格化救助”,将这场风灾对百姓的影响面降到最低。思路确定下来之后,大家向李强省长汇报,他的第一反应是,周延礼同志这个话在理。”话虽如此,但风灾过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保险行业从哪里下手,周延礼当即拍了板,先从被水淹的车赔起。

  “汽车保险也是产业链,比如汽车被水泡之后先往4s店送,保险公司从4s店拿到定损数据直接理赔。”周延礼当时定的方案是网格化操作,比如在这个区域里,无论客户投保的是哪家保险公司,都先由一家公司进行登记和理赔,紧急情况处理完,保险公司之间再细分账目,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效果非常好。

  “菲特”台风同样给港口城市宁波带来冲击。而早在台风入境之前,宁波市政府就为全市投保了巨灾险。在这场台风中,巨灾保险对降低城市和百姓损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清楚地记得,台风过后的第二年,宁波市又继续投保巨灾险,结果这一年夏天雨下得很大,宁波市内涝严重,巨灾险再一次为这座城市保驾护航。这之后,宁波一直没有间断过投保。我觉得从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投保究竟是政府的权利还是责任?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同时,在原来省级领导班子的分管安排中,往往是排名最后的副省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而到现在,安全生产的担子压在了常务副省长身上,但责任要到位,实操也得到位,为保一方平安,我认为还是要借助市场化的法子。”或许是多次助力地方政府处理这方面的事,周延礼颇有感触。

  城市运行需要保险来保驾护航,对于承载着中国人饭碗的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周延礼的视角不仅聚焦保险,更聚焦产业链。

  2012年7月21日,这一天的雨,让北京人从此有点害怕下雨。一场大雨检验了城市应急能力,也考验着正当季的桃子西瓜。

  “721整个保险理赔案件都是我处理的。我记得那天雨下得最大的地方叫杜家坎,京石高速公路段,和我并肩作战的是北京保监局局长丁小燕。”据周延礼介绍,保险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就是人命、财产,这些是保险公司一定要赔的;而为了减少直接损失而产生的间接损失,比如在救助过程中人员、设备、建筑材料出现问题,这些也都在保险赔偿的范围之内。周延礼至今记得,在“721”面前,有大量表现突出、舍己救人的普通人成为救灾英雄,对于他们,保险公司也拿钱给予了奖励。

  同时,大雨也砸烂了地里的西瓜。“所幸,北京市早在2003年就探索推广农业保险。从2006年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业保险,时任副市长牛有成专门召开了会议推动,我也参加了这场推广活动。2007年农业保险在全市铺开。2012年的721暴雨造成的农业损失,保险都对所有农作物损失进行了理赔,也就是从那时起,很多农民开始自觉投保,虽然保额逐年提高,但他们年年都买,出险之后,他们能够得到快速理赔。基于这样的良好互动,我们还形成了农业保险的大数据库,未来这一模式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周延礼这样说。

  在他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与农业相关的保险往事,那就是2010年,当时的中国保监会批准,在我国农业大省安徽成立省级保险公司,同时专门成立了农业保险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就是周延礼揭的牌。

  “这些努力,都是希望农业产业链能够更为坚韧。”由这个话题,周延礼表示,想谈谈农业种植那点事。

  由于生长在农业大省山东,所以周延礼对土地、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这几年,农忙季节他常到田间地头走走,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农村人口空心化,年轻人不多,土地要么流转给种养殖大户,要么不再人工弯腰插秧,而改成机器撒播。为了增加亩产,农药化肥过量使用。

  诚然,农业保险起到了托底保障的作用,但能不能把这张“护身符”变成“摇钱树”?比如能不能通过保险,也引导农产品实现高质量供给?

  “这是个好问题。”显然,周延礼也在思考这方面内容。作为保险行业代言人,周延礼说保险公司承保之前,一定要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勘查。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周延礼为我国近几年推出的休耕试点工作点赞,在他看来,提高每亩单产很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提高土地自我修复的能力,否则常年耕种,农药化肥大量投入,会加大土地沙化的程度。

  “推动休耕试点时,我恰好分管农业保险,为此我们还专门赴美国考察了他们休耕的做法。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却要养活97%的城市人口,因此国家对土地的投入非常大,每年对农业的补贴在100亿美元左右,当然,这些钱也不是白给的,除了思考提高每亩单产数量,农民还要花很大心思去想如何保护土地。”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周延礼对此有着另一番思考,那就是地要有人种,种子也要有人研究。

  “古代人的做法是,一季粮食种出来,比较好的粮食留起来作为种子用。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粮食种子,只能种一季,没有二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种业,通过种子优化,来提高农业单产。”周延礼这样说。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以小麦为例,每亩收入在1200元~1300元左右,但保费只能保到700元~800元,说白了就是,如果出现损失,农民只能拿到这些赔偿,实际保障不足。”但周延礼也说,这个问题有着历史因素。这几年,农产品价格增速较快,主要是猪肉和粮食价格涨得很快。10年前,1亩粮食的收益是500元~600元,之后每年按10%水平上涨;猪肉价格涨的也不算慢。相比之下,保险赔付额度之所以没有同步上涨,其实也是考虑到市场价格波动,而保险属于补偿合同,要避免有人靠着保险理赔获利的情况发生,所以只能是支付成本,这就出现了保费倒挂的情况。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

  与此同时,近年来,生产资料、人工、种子价格上涨较快,一些农民将自留地流转给了别人,原本图的是省心,但流转使得真正从相应土地政策上受益的不是农民,NG体育而是经营大户。相反,经营大户对土地的保护力度又是不够的,如果土地是农民自己种,会越养越肥,大户来弄,弄不好就把土地弄薄了。

  中国人的三大口粮是大米、小麦、玉米。东北大米誉满全球,邻国日本为了满足国人对寿司的眷恋,不惜高价从中国东三省购买优质大米;华东一带的小麦经过三道精细加工,既可以成为一碗让人爱不释手的牛肉拉面,也可以是一盘苏式小点心;玉米既可以吃,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成为某些型号飞机的动力来源。

  “但三大口粮存在同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无法从它们的深加工中受益。即便玉米炼就的生物燃油把飞机送上天,玉米田间地头的收购价也只有2毛钱。反而是资本方和技术方赚了大头。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如何在产业链条中,尽量提升农民的收益份额。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就是金融供应链问题。农民怎样以生产要素入股,在产业链分配中获得平等的收益,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抛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思考。”周延礼这样说。

  银发经济,健康产业,这些都市里的老年人频频提起的时髦词汇,在农村的老人听来或许也不陌生,只不过,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多停留在保障层面。

  “这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调研路上,每逢遇到村里的老人,周延礼都要停下来,拉着老人的手聊一会,仔细问一问。材料收集得多了,他也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把农村老龄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我发现了两组颇为重叠的词汇,一个叫融资难融资贵,另一个叫看病难看病贵。企业贷款难贷款贵是老问题,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同样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如果解决不好,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完全靠医疗机构,我觉得是很难解决的,必须发挥社会力量、统筹社会资源,先要推动数据衔接。而聚焦到农民养老话题,我认为核心要解决的是中等收入以下群体的养老问题,特别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防止脱贫之后因病返贫的问题上。”周延礼这样说。

  “前几年,湖北有个农村大学生生病治疗,前后花了110多万元,医保报销50%,保险公司把剩下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对这个家庭来说,这笔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常常在想,保险解决的既是社会问题,其实也是民心问题。”周延礼同时表示,未来应大量推动医疗数字联盟等机构,实现就医数据共享,为患者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不是在履职,就是在去履职的路上。记者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为了赶飞机调研,周延礼愣是从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口的C登机口一路小跑到D登机口。

  “退休以后,很多人说,周主席您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了,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感觉身上担子非但没轻,反而更重了。”采访进入尾声,周延礼打开了那个在很多场合都被他使用过的iPad。这里面是长长一串关键词。

  “调研日记”“中美关系”“实体经济避免加杠杆”“理财产品”“央行督导”点开一个个关键词,里面是周延礼随时随地记录下的履职体会。

  “特别是每次去调研,我都随时随地把感受记录下来,有的时候一边记,一边还和身边的其他委员交流,把他们的思考也记下来。”周延礼作着解释。

  “是啊,接触的事物越多,我越认为发展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事,有时不是交易,不是收益,而是人的自我认识、再认识。所以我愿意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理解更多新事物背后的逻辑,进而为经济发展建真言,献良策。”谈及此,周延礼恰好翻出了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叫做,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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