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精选文章：“八一”的枪声

　　《星火燎原》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承载着我党我军的基因血脉，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从刚刚出版的《星火燎原》精选本中选发部分文章，以使广大读者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在中国和合作下取得了很大胜利。然而，1927年反动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这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独立领导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光辉的8月1日后来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本文记述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斗争形势和战斗细节。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我们讨伐叛徒夏斗寅的战斗胜利后，乘胜追到南昌。那时的任务是集结待命，出发讨蒋。全师官兵正整装待发，到处响着“打到南京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不料近日传来的消息却是：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叛变革命，投降蒋介石。这一来，全师上下更加震怒，谁都急切地等待着党的新的号令。因此，这天接到通知的军官，都不期而然地猜想到一定是党中央来了行动的指示了。

　　下午二时左右，南昌城里的天气闷热得难熬。有四十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了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但谁也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分析是：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ng体育官方网站了；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即实行革命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联合阴谋。党在这个紧要的时机，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来得及制定今后的行动纲领，甚至起义以后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也没有明确确定。但党却坚定地指出：必须以武装起义来回击反革命的进攻。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正是每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现在盼到了，大家当然坚决拥护。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他指着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第九军两个团，加上留守机关共一万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余人！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二十四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为争取时间，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

　　当时，我是第七十二团三营营长，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我听了党的决定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为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反革命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回来后立即满怀信心地组织战斗。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员，排长中员多于员。这些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走，但与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我利用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今晚进攻的目标。我仔细调查了敌情、地形、道路之后，发现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来估计的兵力要大得多。我们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己的敌人，吃得消吗？我仔细思考了一番，认为我处主动，敌处被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可全歼敌人。于是下定决心，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组。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四五人），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

　　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例要擦洗武器，轻减行囊，归还借物。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材，有的买电筒，有的买电池。这些都是经过暗示与关照，为夜间作战做准备的。

　　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他们兴奋，感到鼓舞。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子，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像在集合，有的像是行军。但军官们都心中有数，互相心照不宣。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并问可否借用一点房子办公。那个团长拒绝了借房子，但对于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令。敌军团长即指示参谋办理。

　　敌军参谋抄给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有了这个口令，我们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了。那参谋还告诉我们的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这位参谋虽然糊涂得可笑，但可看出敌人的高级指挥部已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了。它提示我们：一切动作更要机警。

　　这边下达了露营命令。盛夏的夜里，吹来一阵阵的凉风。晴朗的天空，满布数不清的星斗。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在这里露营，谁也不去过问为什么今天行军就到这里为止。

　　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选择哨所位置呀，寻找饮水的处所呀，以及大小便的地方呀，等等。这些都不会引起怀疑的。他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详细地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各连选定的露营位置，都是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冲锋出发地。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的也不过一百米，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互相肉搏了！

　　但敌人并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队一队的巡逻武装，枪上上着亮晶晶的刺刀，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他们甚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看来看去，好像有所警惕似的。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排排架着的枪，士兵们躺在枪架下，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在较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放着行李担子，这一切，好像在告诉他们：这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夜深了，营房里面又黑又静，而外面呢，有月亮，有星斗，有路灯，放出混合的光芒，显出两种不同的景象。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做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到了午夜两点。这就是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一日！战士们自动地把枪拿在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子弹袋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这里一声喊：“冲！”部队随即像流水一样冲进营房去。开始只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脚步声，接着是严厉的喝令：“不许动！”再往后是一阵钢铁的撞击声。在几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就听得人们到处在喊叫：“不要打了！”渐渐有人在说话了，手电筒的亮光在营房里照来照去。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

　　团部的电话不断地响，是敌人的师部来问情况。这里的回答是：“二十四师的部队在此接防完毕！”

　　我们一面搜索残敌，加强警戒，一面倾听着城里的动静。从午夜两点钟起，整个南昌好像沸腾了，枪声砰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我站在高处，按照前日会议上的部署，朝着小营盘、小花园、牛行车站等敌军驻地的方向，根据枪声的缓急疏密，推测着各路起义部队的进展情况。我听着激烈的枪声，心中思潮起伏。让我们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

　　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只有西南方向还传来残敌断续的枪声，然而已经是那么无力。

　　这时，叶挺师长派人找我。我急忙赶到指挥所，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他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亮的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对，我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吗？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我们起义的。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和叶挺师长一同询问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但也可以看出，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觉了。

　　从指挥所出来，太阳已经升起了，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起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远远就看见我们营的战士们把一面大红旗升起在操场的旗杆上。

　　袁也烈 出生于1899年，湖南武冈（今洞口）人。文中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2团3营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副参谋长，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逝世。